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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证券CFO杨玉成：先有治理，后有角色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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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倒序阅读使用道具 0楼发表于: 2011-05-10

在低迷了长达五年之后，中国证券市场迎来了久违的昂扬牛市，股指从最低的998点开始一路攀升到2100点上方。除了房地产、银行和钢铁等主流板块之外，券商概念也成为投资者追捧的热点。然而就在一年多以前，那些重金参股券商的上市公司纷纷受其拖累损失惨重。在这个很大程度上仍然是靠天吃饭的行业中，南方证券、汉唐证券、大鹏证券、亚洲证券、民安证券、武汉证券、北方证券、大连证券、鞍山证券等众多曾显赫一时的名字转瞬变成了过去时。据不完全统计，仅2006年以来就有健桥证券、天同证券、广东证券、中国科技证券、中关村证券、兴安证券、新疆证券、西北证券、天勤证券、昆仑证券等共11家券商被托管或关闭。
然而就在这样一个曾经如此艰难的行业中，有一个起初并不起眼的中型券商竟然能够连续八年实现盈利，这就是坐落在东方明珠脚下的东方证券。为此，《首席财务官》杂志专访了东方证券副总裁兼CFO杨玉成，以探求在这样一个充满了巨大的经营风险和内部控制挑战的行业里，如何能稳健经营却又不错失中国金融市场蓬勃的发展机遇的运营之道。
治理结构重于个人角色
一方面是100亿美元的QFII行将用尽亟需再度开闸，另一方面是数百亿元新基金迅速售罄，相比一年多前众多券商纷纷轰然倒塌的情景而言，如今的中国股市真可谓“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年上半年，东方证券实现总收入10.89亿元，利润总额7.45亿元，净利润5.5亿元；经纪业务实现证券交易总额2179亿元，股票基金交易总量1312亿元，市场占有率1.69%，市场排名第14位，权证交易总量693亿元，市场占有率3.69％，市场排名第五位。
“我们在讨论证券公司经营绩效的问题之前，必须先把目光聚焦在公司治理结构上。”听起来杨玉成对国内很多券商业绩不佳有着自己的独特见解，“东方证券能够连续八年实现盈利，当然有着多重因素，但首要一点就是我们公司的治理机构很完善。所谓完善，并不是指有了董事会、股东大会，监事会就完善了，我认为治理结构完善不完善的关键在于其能否充分发挥作用，它们绝对不能成为摆设，同时‘三会’要与经营班子之间进行良好的沟通和紧密的合作，互有分工，互有侧重，不能拆台或互相挤压。这一点我们公司做得非常好，股东与公司之间的沟通很好，董事会的功能很完善，监事会的作用很到位，公司的透明度因此很高，这对公司形成了相互监督又相互依存的状态，各方面都比较适得其所。”
无独有偶，北京邦和财富研究所所长韩志国曾经指出券商大面积亏损的六大因素，其中前三个因素都与公司治理有关：
其一就是券商非市场化的企业制度。他们的企业制度都基本复制了国有企业的企业制度。尽管中国股市目前还非常不完善，但已经是一个完全市场化的市场。而证券公司以一种不够市场化的企业制度去参与股市，那必然会互相排斥，制度的冲突必然会尖锐地反映出来，这种反映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亏损。目前，证券公司的企业制度离市场的要求还相差很远，其企业制度、产权制度、交易制度、激励制度和约束制度等，都离市场经济的要求相差巨大。
其二是近亲繁殖的产权制度。目前券商产权制度的最典型特点就是无约束和无制衡的产权制度，另外股东大会的无机能化问题也非常严重。券商每次增资扩股的对象几乎都是券商做股票主承销商的公司或是做上市主推荐人的公司，他们之间有着严重业务关联。这种企业本身就是以人身信任为基础的，而不是以财产约束为基础的，这是与市场经济要求相背离的产权制度。在这种产权制度下，既无约束又无激励，企业的业绩好坏和企业老总拿的报酬没什么关系。而没有一个明确的产权制度来要求他有一个有效的经营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其三就是行政控制的人事制度。这种人事制度的特点是券商的主要领导都需要由政府任命。现在各证券公司的老总都要由证监会批准。这种审批的方法就使得这些经营管理者没有更紧迫的为市场负责、为股东负责的紧迫感，在权衡利益之后，证券公司领导人可能会更多地讨好行政部门，股东很难罢免老总。现在券商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纳入了行政轨道。
谈及这里，就不能不提到东方证券的股东结构。在经过2002年的一次增资扩股之后，东方证券股东名单已经拉长到20家，其中大多是申能(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烟草(集团)公司、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上海久事公司等上海著名公司。相对分散的股东结构，势必使得东方证券不太可能出现“一股独大”的国企公司治理痼疾，股东对管理层的干预更多地表现在重大人事调整和投资事项的介入上（事实上，杨玉成恰恰就是两年多前由东方证券的大股东申能集团从其下属的上海申能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任上派出到东方证券担任财务总监的），而在日常的经营运作上，管理层可以完全按照公司治理结构所赋予的职责便宜行事。
“我们的股东大会开得非常认真，管理层和资本方的沟通非常充分。作为管理层的一员，我深知取得资本方的支持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杨玉成非常坦诚地表示道。
      在低迷了长达五年之后，中国证券市场迎来了久违的昂扬牛市，股指从最低的998点开始一路攀升到2100点上方。除了房地产、银行和钢铁等主流板块之外，券商概念也成为投资者追捧的热点。然而就在一年多以前，那些重金参股券商的上市公司纷纷受其拖累损失惨重。在这个很大程度上仍然是靠天吃饭的行业中，南方证券、汉唐证券、大鹏证券、亚洲证券、民安证券、武汉证券、北方证券、大连证券、鞍山证券等众多曾显赫一时的名字转瞬变成了过去时。据不完全统计，仅2006年以来就有健桥证券、天同证券、广东证券、中国科技证券、中关村证券、兴安证券、新疆证券、西北证券、天勤证券、昆仑证券等共11家券商被托管或关闭。
然而就在这样一个曾经如此艰难的行业中，有一个起初并不起眼的中型券商竟然能够连续八年实现盈利，这就是坐落在东方明珠脚下的东方证券。为此，《首席财务官》杂志专访了东方证券副总裁兼CFO杨玉成，以探求在这样一个充满了巨大的经营风险和内部控制挑战的行业里，如何能稳健经营却又不错失中国金融市场蓬勃的发展机遇的运营之道。
治理结构重于个人角色
一方面是100亿美元的QFII行将用尽亟需再度开闸，另一方面是数百亿元新基金迅速售罄，相比一年多前众多券商纷纷轰然倒塌的情景而言，如今的中国股市真可谓“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年上半年，东方证券实现总收入10.89亿元，利润总额7.45亿元，净利润5.5亿元；经纪业务实现证券交易总额2179亿元，股票基金交易总量1312亿元，市场占有率1.69%，市场排名第14位，权证交易总量693亿元，市场占有率3.69％，市场排名第五位。
“我们在讨论证券公司经营绩效的问题之前，必须先把目光聚焦在公司治理结构上。”听起来杨玉成对国内很多券商业绩不佳有着自己的独特见解，“东方证券能够连续八年实现盈利，当然有着多重因素，但首要一点就是我们公司的治理机构很完善。所谓完善，并不是指有了董事会、股东大会，监事会就完善了，我认为治理结构完善不完善的关键在于其能否充分发挥作用，它们绝对不能成为摆设，同时‘三会’要与经营班子之间进行良好的沟通和紧密的合作，互有分工，互有侧重，不能拆台或互相挤压。这一点我们公司做得非常好，股东与公司之间的沟通很好，董事会的功能很完善，监事会的作用很到位，公司的透明度因此很高，这对公司形成了相互监督又相互依存的状态，各方面都比较适得其所。”
无独有偶，北京邦和财富研究所所长韩志国曾经指出券商大面积亏损的六大因素，其中前三个因素都与公司治理有关：
其一就是券商非市场化的企业制度。他们的企业制度都基本复制了国有企业的企业制度。尽管中国股市目前还非常不完善，但已经是一个完全市场化的市场。而证券公司以一种不够市场化的企业制度去参与股市，那必然会互相排斥，制度的冲突必然会尖锐地反映出来，这种反映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亏损。目前，证券公司的企业制度离市场的要求还相差很远，其企业制度、产权制度、交易制度、激励制度和约束制度等，都离市场经济的要求相差巨大。
其二是近亲繁殖的产权制度。目前券商产权制度的最典型特点就是无约束和无制衡的产权制度，另外股东大会的无机能化问题也非常严重。券商每次增资扩股的对象几乎都是券商做股票主承销商的公司或是做上市主推荐人的公司，他们之间有着严重业务关联。这种企业本身就是以人身信任为基础的，而不是以财产约束为基础的，这是与市场经济要求相背离的产权制度。在这种产权制度下，既无约束又无激励，企业的业绩好坏和企业老总拿的报酬没什么关系。而没有一个明确的产权制度来要求他有一个有效的经营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其三就是行政控制的人事制度。这种人事制度的特点是券商的主要领导都需要由政府任命。现在各证券公司的老总都要由证监会批准。这种审批的方法就使得这些经营管理者没有更紧迫的为市场负责、为股东负责的紧迫感，在权衡利益之后，证券公司领导人可能会更多地讨好行政部门，股东很难罢免老总。现在券商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纳入了行政轨道。
谈及这里，就不能不提到东方证券的股东结构。在经过2002年的一次增资扩股之后，东方证券股东名单已经拉长到20家，其中大多是申能(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烟草(集团)公司、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上海久事公司等上海著名公司。相对分散的股东结构，势必使得东方证券不太可能出现“一股独大”的国企公司治理痼疾，股东对管理层的干预更多地表现在重大人事调整和投资事项的介入上（事实上，杨玉成恰恰就是两年多前由东方证券的大股东申能集团从其下属的上海申能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任上派出到东方证券担任财务总监的），而在日常的经营运作上，管理层可以完全按照公司治理结构所赋予的职责便宜行事。
“我们的股东大会开得非常认真，管理层和资本方的沟通非常充分。作为管理层的一员，我深知取得资本方的支持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杨玉成非常坦诚地表示道。

财务带着业务跑
与大多数行业中业务部门的人对财务知识通常较为陌生迥异的是，证券行业的从业人员普遍对企业财务有较深的理解和把握，在这样的一个行业特点中，财务与业务的关系该如何处理呢？
“人人都懂财务知识，这可是件大好事儿啊。”41岁的杨玉成爽朗地笑了起来，“财务与业务之间的关系，最关键的是工作方式和方法的问题。我认为大家都懂一定的财务知识是非常有利于公司财务工作的开展。归根到底来说就是有利于双方的合作和互动，因为对我们公司来说，我们探讨的是最大程度的融合，而不是各自为主。那么，在这个大家都知道的经营管理过程当中，财务管理这条线大家都是避不开的，那么大家也都会从财务上面考虑问题，比如说预算的问题、费用的问题、绩效考核的问题和成本核算的问题。大家都算得很清楚，有时候你给他算，他还不一定认同呢，但是如果引导得好的话，他不仅可以对财务管理本身形成很好的监督，也可以推动财务管理的效益化，那么对财务这个口子出来的东西，正因为他们具有一定的财务知识，就很容易得到他们的理解，工作也可以很容易的贯彻下去，这样也就可以有效的推行财务制度，降低财务工作难度。对公司来说，也是一个最好的结果。”
从2004年7月上任伊始，杨玉成把东方证券财务体系重塑的过程分成了两个主要阶段，第一个是稳定工作模式阶段，第二个是创新工作模式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中，杨玉成丰富的职业经历所养成的两个独特视角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第一个视角是教师的视角
从1986年上海财经大学金融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以后，杨玉成留校任教长达八年。众所周知，教书育人最重要的就在于引导，而不是强制。因此，杨玉成给财务部设定的定位非常清晰——“财务管理创造价值”，而整体的财务战略也在这一定位下顺势而为——“财务工作不仅要服务和服从于公司业务的发展，同时还要引导和引领公司业务的发展。”

“财务部门要充分考虑业务部门的要求，不能单纯地限制他，一定要在制度的框架内多为业务着想、帮助业务部门进行管理。比如讲预算管理，在预算管理的过程当中，通常我们把预算分为五个阶段，预算的编辑、预算的控制、预算的执行、预算的调整和预算的考核。那么在预算的编辑过程中，财务部门都要求业务部门提供编辑预算的依据和详细的分析，这就反过来促使业务部门把工作规划制定得更详细、更有针对性，而不是拍脑袋拍出来的。”
第二个视角是换位的视角
杨玉成在离开学校以后，先后历任君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证券投资部总经理助理，上海大众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还曾担任董秘）、上海申能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等职务。有意思的是，这些公司的背景基本涵盖了在证券市场四大主体中除监管机构外的三大主体，即上市公司、机构投资者和证券公司。这种独特的经历所带给杨玉成最深刻的东西就是学会了在兼顾不同利益的前提下换位思考，而换位视角恰恰是CFO在与业务部门沟通时最容易达成共识的一种介入方式。
“CFO的价值不在于具体的财务操作，更多的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第一，对公司业务的发展结合财务的要求一定要有一个通盘的规划；第二，一定要在资金的运用和把握上面能够被方方面面所接受；第三，就是一定要加强动态管理；第四，就是一定要有发现风险的能力。这些要求是很高的，需要CFO具有前瞻性的眼光、科学管理的理念，不能按照自身的偏好来做管理，必须按照规章制度办事，按照董事会的要求、股东的要求做事，对于优先发展哪块业务、如何控制风险等等，CFO必须要起主导作用，沟通协调能力也必须要强，这都是一个基本的职业素质。这样就要求CFO需要懂财务，但更需要的是懂业务。”熟稔于证券市场内的各类利益关系和角色的杨玉成在处理与业务部门的关系时显得游刃有余。

角色的延伸
随着东方证券财务部门工作绩效的明显改善，腾出更多精力的杨玉成现在除掌管财务部之外，还分管研究所、客户资产管理中心以及刚刚成立的融资融券业务总部。不久前，在业内影响最大的、由《新财富》杂志举办的2006年度研究机构评比中，东方证券研究所获评为年度“进步最快研究机构”。熟悉证券行业发展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杨玉成新分管的三个部门恰恰是如今质地优良的券商们全力以赴要做大做强的方向。从这个角度而言，杨玉成对业务的介入更加深入了。
这也是东方证券在2004年11月成为全国第四家创新试点券商之后在业务战略上的调整带来的结果。两年前，证监会主要根据赢利能力、资产收益率、客户保证金安全存管等六大标准将券商划分为Ａ、Ｂ、Ｃ、Ｄ四类。Ａ类为创新试点券商，东方证券以其优良的经营业绩得以和中金、国泰君安、中信等业界巨头一道入围18家券商创新试点资格。按照证监会的解释，这些创新试点券商可优先安排发债、增资扩股、上市融资和以更优惠的条件进入同业拆借市场等，并可在风险可测、可控、可承受的前提下，自主实施各种业务创新和产品创新。
深谙券商定位之弊的中信证券董事长王东明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证券市场从一开始的制度设计就没有给证券公司的卖方业务预留足够的空间。一级市场上主要实行集中申购制度，市场上惟一的卖方是证券交易所；二级市场上采用交易所集合竞价制度，没有证券公司开展做市商交易服务的空间。这种制度设计导致证券公司无法通过中介服务赚取更多的利润，由于监管机构赋予的业务领域太窄，为了争取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许多证券公司铤而走险，盲目开展资金博弈型的业务，买方业务的膨胀也就应运而生，坐庄、委托理财问题的产生不是偶然的。
而有了上述创新试点资格，东方证券显然没必要把目光紧紧盯在利差、经纪收入和自营等传统业务上，因而有着在证券市场内三重身份职业经历的杨玉成将再一次发挥其重要的作用。
“当然我首先还要继续扮演好CFO的角色。我认为做好一个CFO主要有六大要素：视野一定要宽、业务一定要精通、掌握的信息一定要全、反应一定要快、沟通一定要到位、执行一定要有力。”不愧是八年教师出身，杨玉成条分缕析的逻辑能力之强让人惊叹，“而原本我在这个位置上通常要关注业务运营的五大关键点：第一是业务机会何在；第二是决策优化程度如何；第三是潜在的风险在什么地方；第四是内部运行的状态如何；第五是公司具有怎样的创造力。可以说，尽管现在职责更多了，而我认为上述五个关键点并没有发生变化。”
东方证券董事长王益民在“东方证券2006年下半年的投资策略会”上曾表示：“证券公司的本质就是管理风险，任何一项新的产品、新的金融工具的运用，对于证券公司来说首先要抛售的是风险如何管理，融资融券作为一个对市场有促进作用的新产品、一项业务，对于证券公司来说同样有一个风险管理的话题。包括我们公司参与了整个融资融券方案的设计、讨论，包括公司内部对融资融券各项工作都是非常到位的，这里面最核心的一点是，如何管理由融资融券业务所带来的新风险，这方面我们有很多措施。我们在方案设计的时候以及各条业务线准备的时候，还有将来实际推行的时候，我们都会把业务的开发和风险管理同步进行，这点我们已经按照这个方向在做了，会给证券公司带来新的风险，但是我相信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完全能管理住。”
显然，接掌融资融券新业务的杨玉成在两年多的CFO角色上沉稳与老练的出演已经给了王益民足够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