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白未懈青云志——记余绪缨|会计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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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会计学家，中国现代管理会计学科奠基人，厦门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会计学科学术带头人、博士生导师，中国会计学会顾问，国际权威刊物《会计国际学刊》编辑政策部成员，原民盟中央委员、民盟福建省常委、民盟厦门市主委，厦门市政协副主席。（讣告语）    余先生，1922年8月出生于江西靖安，逝世于2007年9月23日上午7时。1945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厦门大学。现任厦门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管理学博士后流动站学术带头人，厦门大学文科学术委员会委员；深圳大学、中山大学等七校客座（兼职）教授；美国伊利诺大学“会计国际教育与研究中心”主办的国际权威性会计刊物《会计国际学刊》（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CCOUNTING）编辑政策部成员（该部由从世界多国选聘的5名著名学者组成）；中国会计学会顾问；财政部人才中心高级专家委员会特聘专家；美国会计学会、会计教育与研究国际学会和加拿大学术会计学会会员。曾任国家教育委员会高级经济师评委会主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厦门市政协副主席、厦门大学会计与企业管理系主任、厦门大学会计系主任等职务。
    1945年余先生毕业并受聘于母校厦门大学任教，从此开始了一生从事的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漫长学术生涯。岁月流逝，半个多世纪弹指一挥间。余先生在教学与科研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博采众长不断开拓独树一帜
    余绪缨先生的研究领域相当宽广，主要涉及会计基础理论、成本、管理会计、企业理财、管理学等领域。半个多世纪以来，余先生始终坚持站在教学科研第一线，在刻苦钻研基础上博采众长、独立思考，逐步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学术思想并取得一系列具有独创性的学术成果。到目前为止，余先生已编著出版《管理会计》、《国际管理会计》、《财务会计》、《会计理论与现代管理会计研究》、《企业理财学》、《管理会计学》等教材、专著、译著近30部，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
    余先生的独创性学术成果体现在他各个时期的文章、专著之中。
早在40年代，余先生目睹国民党统治区域物价飞涨，通货急剧膨胀，借鉴西方会计理论，在我国最早致力于币值变动会计的研究，发表了专题论文《币值变动会计之理论及其方法》（上、下）（载于《公信会计月刊》第12卷，第3、4期，1948年）。该文全面论述了在持续通货膨胀条件下，如何以“资本维持学说”为中心，对传统的会计理论与方法进行变革。该文的发表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即使在现在也依然闪烁着光芒，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因此，该文被称为我国在这一领域研究的先导性文献。
    50至60年代，余教授结合中国会计实践，深入学习和研究前苏联会计理论与方法，撰写了一系列学术论文，详尽地阐述了财务与成本核算原理、复式记账原理、会计报表结构和分析原理等多方面的问题，形成了一个首尾一贯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体系。特别是《论固定资产折旧与再生产》和《再论流动资金利用效果的指标体系及其分析》两文将前苏联在这个领域的著名专家阿法那西也夫、毕尔曼、拉特聂尔等教授已做的工作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即修正了上述前苏联专家在有关论著中某些片面的或似是而非的认识，进而使之更加科学化、精密化了。
    在60年代，为促使企业重视经济效益，余教授又着重研究了社会主义经济核算问题。他在《社会主义企业经济核算的客观基础问题》一文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存在着商品生产，价值规律还继续发生作用，“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姿态出现的”。他在《社会主义企业经济核算的基本特征和指标体系探讨》一文则更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企业是以“独立资金为基础、等价交换为纽带、收支配合为条件”不断实现其再生产活动为其基本特征。以此为基础，科学地设计了一套能全面反映和评价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相互联系、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指标体系，借以通过它们的具体运用，使价值规律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积极作用得以充分发挥。上述两篇论文所阐述的基本论点，在极“左”思潮泛滥时期，虽曾被斥之为修正主义谬论而横遭批判，然而，它们却与20年后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的有关精神暗合。正是由于这些论点经得起时间和实践的考验，具有时代的超前性，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丧失其学术价值，因此，这两篇论文被全文选入《建国以来经济核算论文选》。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余教授不得不中断研究工作，常感“漫漫长夜，深憾报国无门！岁月蹉跎，徒有白首之叹！”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这时，余教授深感从此报国有门了，更加努力去弥补10年动乱所失去的宝贵时光，立即以饱满的热情重新投入研究工作。
    在70年代末，余先生在对过去长期的教学和研究成果进行认真总结和概括的基础上，结合在经济管理方面出现的新情况、新经验和新问题，努力在理论上作出新的概括和探索，并把它们系统地反映在他主编的《工业企业财务管理》和《工业企业经济活动分析》两本书中，以此作为学术研究上承前启后之作。这两本书的出版，在当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得到社会的广泛重视，被许多高校和自学考试选为教材。
    80年代是中国会计理论研究的繁荣时期，也是余先生取得丰硕成果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余先生在一般会计理论研究方面，发表了富有创建性的论文《要从发展的观点，看会计学的科学属性》。该文在中国首次提出“根据当前的现实及其今后的发展，应把会计看作是一个信息系统，它主要是通过客观而科学的信息，为管理提供咨询服务。”之后，余先生又在《关于建立能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会计学科体系问题——兼论与此有关的几个会计理论问题》一文中再次提出会计是一个信息系统。“会计是一个信息系统”的论点后来发展成为中国会计理论界有关会计本质的主流观点。与此同时，余先生还在我国率先致力于现代管理会计这一新兴学科的引进、开拓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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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90年代，中国确定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伟目标。已年过7旬的余先生拥护这一决定，满腔热情地投入市场经济与会计改革、高科技与新会计体系的创建、企业理财等问题的研究工作。目前，余教授主持开展的国家教委博士点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指导下中国会计改革问题研究》立足现实，面向未来；立足国内，放眼世界，致力创建既能反映当代会计科学最新发展水平、又奠基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会计模式。该课题已经取得较大的成就。同时，余先生还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以高科技为基础、同作业管理紧密结合的新会计体系研究》。该课题的最大特色是视野广、起点高，紧密结合当代科技、管理和经济的新发展，开展开拓性的跨学科研究，创建一个以“以作业管理”（ABM）为基础、以“作业成本计算”（ABC）为中介，以现金流动贯穿始终、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融为一体的新会计体系。该课题无论从国内还是从国际的角度看，都属于专业领域亟待开拓的新领域。以余先生为代表的课题组成员在全国社科类核心期刊《当代财经》连续发表了与该课题相关的系列论文，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奠定了我国在这个领域后续研究的基础。市场经济要求企业改变理财观念，这首先要有理论的指导，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余教授以市场经济理论为依托，采用全新的结构体系主编了《企业理财学》。

    90年代中期，余先生以其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功底，将中国会计研究与传统文化相结合，提出经济、法律、政治诸因素固然对会计模式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但是，这只是停留在物质与制度层面，尚未分析到层次更深、境界更高的文化层面。就中国会计研究而言，超越时空的文化因素对会计的影响，最能显现根植于中国文化沃土、闪耀着“东方智慧”灿烂光芒的中国会计文化层面的重大特色。中国管理会计研究应与历史潮流相适应，从传统技术观向社会文化观转变，中国古代“孙子兵法”所隐含的管理思想与西方近年来兴起的战略管理会计存在相同之处。这方面的成果主要体现在《迈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会计与世界会计的接轨及其文化层面的特色》、《OnThe Socio-Cultural Analysis of Chinese Accountancy‘s Transformation Over the Period l950s—1990s and lts Prospective Developments Heading for the 21st Century—Explicit Evidence of Cultural lnfluences on Accountancy》、《简论〈孙子兵法〉在“战略管理会计”中的应用》和《柔性管理的发展及其思想文化渊源》等专题研究论文上。余先生还独辟蹊径从文化的层面研究中国会计信息失真的根源，这在我国同类文献中，也是率先迈出了具有较大特色的第一步。

    90年代后期，余先生围绕知识经济的兴起，结合专业特点，展望21世纪会计学科的发展趋势，并从更广阔的视野，研究知识经济与现代管理会计的关系问题。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简论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及其对现代管理会计的冲击》、《论知识经济与创造性人才的培养》和《论知识经济的社会文化观与现代管理会计》等专题研究论文上。

    中国管理会计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为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促进我国企业管理的现代化，余先生深感必须开拓新的研究领域，特别认识到：“现代管理会计”是一门新兴的将现代化管理与会计融为一体的综合性交叉学科，在我国原属空白，但在现代化经济管理中却极为重要。为此，余先生从70年代开始，从无到有，在我国率先致力于这一学科的引进、创建和发展，做了大量的开拓性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富有开拓性的成果，填补了我国在这个领域的空白。

    现代管理会计是西方近半个世纪以来发展起来的以现代管理科学为基础、以决策性管理会计为主体的综合性交叉学科。对这一新兴学科的引进和借鉴，使之适合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首先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解决一个带根本性的思想认识问题：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照搬照抄。余教授认为“对西方在企业经营管理领域中的一切经验和成就（包括现代管理会计在内）应该采取客观的、分析的态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为我所用”。对于“国外企业管理方法和经验（包括现代管理会计在内）中某些以社会化大商品生产为基础并合乎科学原理的部分，经过吸收和消化，加以改进和提高，使之同我国社会主义企业经营管理的现实相适应，将能卓有成效地在我国社会主义企业中推广应用，为我国社会主义企业全面提高生产经营的经济效益服务。”。基于这种基本认识，余先生在经过多年的独立思考、研究消化的基础上，立足中国国情，博采众长，编著了具有开拓性的高等财经院校统编教材《管理会计》一书。该书是我国在这一领域第一本较完备的著作。专家们认为，“这本教材内容丰富，自成体系，论述深入，结构严谨，迄今为止，是国内有关管理会计教材中，质量较高、学术造诣较深的一本”。该书所创建的“以管理会计的对象——现金流动为经，以管理会计的职能为纬”的管理会计教材体系成为国内同类教材编写的蓝本。该书的出版对于管理会计在我国的普及起了重要的作用，从1983年至1990年6年间连续重印10次，累计发行40多万册，具有广泛的影响，获得国家教委“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和相应的荣誉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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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余先生还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这个领域中发表了一系列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的专题论文。这些专题论文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1.致力于现代管理会计的基本理论建设

    在这方面，余先生着重研究了现代管理会计形成和发展的两大阶段和管理会计的对象、方法和基本特征等问题，取得了一些开拓性的成果。《现代管理会计是一门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益的学科》一文指出，现代管理会计的形成和发展可分为执行性管理会计和决策性管理会计两大阶段。前者是以泰罗的科学管理学说为基础形成的标准成本会计系统，主要包括标准成本、预算控制和差异分析三个方面。其基本点是在企业的战略、方向等重大问题已经确定的前提下，协助解决在执行中如何提高生产效率和生产经济效果的问题。后者是以现代管理科学为基础、以服务于企业提高经济效益为核心的决策性管理会计。它认为：提高企业内部生产经营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的生产、工作效率固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把正确地进行经营决策放在首位；以现代管理科学为其理论和方法基础的决策性管理会计包含了执行性管理会计，但决策性管理会计的创立及其发展，标志着这门学科日趋成熟，而进入其发展历程中的高级阶段。该文的发表具有广泛的影响，被国内多种刊物转载。《现代管理会计中几个基本理论问题的探索》一文，着重论述了现代管理会计的对象和方法问题。它指出现代管理会计的对象是现金流动；现代管理会计的基本方法是差量分析法。该文对如何建立科学的现代管理会计教材的结构体系和现代管理会计的对象、方法等基本理论问题首先提出了自己独立的见解，对该学科的基本理论建设具有奠基性的意义。

    2.致力于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管理会计理论和方法体系余先生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比较集中地体现在《试论中西管理会计的共性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会计的主要特点》一文之中。该文首先依据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探讨管理会计在西方和我国形成和发展的社会经济条件，并据以论证了中西管理会计所以会有某些共性的根本原因所在。“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而且是比较次要的方面。”更重要的是如何立足我国国情，借鉴西方的经验概括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会计的主要特点。

    余先生认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会计是：（1）一个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主线的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相结合的信息系统。通常所说的财务会计实质上也是一种管理会计。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在工作上虽然可以有所分工，但构成统一的会计信息系统，可总称为管理会计。（2）建立以目标利润为中心的高度综合的经营目标计划体系。（3）实行权、责、利相结合，提高以班组核算为基础的厂内经济核算体系。（4）技术与经济相结合，开展技术经济分析。（5）企业经营成果的考核，要重视价值与使用价值、微观需要与宏观需要的统一；并逐步建立能准确反映、评价微观经济效益与宏观经济效益相统一的科学体系。（6）使用先进的技术手段，逐步建立以电子计算技术为基础的会计信息系统，并形成全国性的大网络，便于各有关单位有效地利用信息资源，为全面提高经济效益服务。（7）加强理论建设，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为指导，以现代科学的方法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为武器，建立完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的建立，对其今后长远的、健康的发展，将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余先生对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会计的主要特点的上述概括虽然是初步的，但在我国同类文献中，还是率先迈出了具有较大特色的第一步。

    3.开拓了现代管理会计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广义管理会计体系”研究为了进一步发展已有的科研成果，余先生从1987年起又开展“广义管理会计学”的研究，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广义管理会计体系研究》。该课题第一次提出包括微观管理会计、宏观管理会计、国际管理会计三个组成部分的“广义管理会计体系”新概念。其中“微观管理会计”是从企业的角度看问题，包括“微观投资决策会计”和“微观经营会计”两个组成部分，从微观上研究如何为提高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益（体现在项目的投资效益上）和使用效益（体现在项目建成投产后的经营效益上）提供有用信息。“宏观管理会计”是从国民经济看问题，在更高的层次上，建立为宏观经济管理服务的经济信息系统，包括“宏观投资决策会计”和“宏观经济会计”两个组成部分，从宏观上研究如何在整个国民经济范围内，为提高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益（建设项目从国民经济看的投资效益）和使用效益（项目建成投产后从国民经济看的经营效益）提供有用信息。“国际管理会计”是适应当代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研究如何在跨国经营活动中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益和使用效益提供有用信息，它是现代管理会计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结合跨国经营活动的环境和条件进行具体应用而形成的一个新领域。“广义管理会计体系”的研究，既要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发展其三个组成部分，又要使它们共同组合在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中。它突破了国内外现行管理会计研究仅限于微观管理会计的局限，无论从国内还是从国际来看都属于首创，居国际领先地位，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现在已经取得重要的阶段性成果，已发表《试论“三论”对现代管理会计的具体指导作用》、《试论我国新的会计模式的理论基础及其基本结构》、《现代管理会计的新发展》、《当代会计科学发展的大趋势》、《建设项目国民经济评价的几个理论问题》、《国际管理会计简论》等相关论文并出版了专著《国际管理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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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先生历经艰辛，在我国创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管理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从而在我国完成了管理会计的引进工作，进入了一个完善和提高的阶段。余先生因此而成为我国管理会计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教书育人　桃李芬芳余先生作为一位著名的会计教育家，一贯坚持教学与科研相结合，不仅在科研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而且在教书育人方面也取得引人注目的成果。

    余先生十分重视处理出人才与出成果的关系。他认为通过教学出人才与通过科研出成果，两者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高等学校的教学必须同科研相结合；教学上的出人才必须建立在科研出成果的基础上；培养人才首先要建立一套高水平的教材。事实上，余先生也是这样做的。近年来，余先生以其科研成果为基础，在现代管理会计这一新兴学科领域内，编著出版了适合我国干部培训、本科生和研究生等不同层次需要的管理会计教材体系。例如，1983年出版了《管理会计》一书。该书基本上反映了西方70年代管理会计发展水平，在当时是中国第一本管理会计教材，其结构体系奠定了中国管理会计教材的结构体系模式。之后，余先生又结合西方管理会计的最新发展和自己的科研成果，对原书进行重大的修订。修订后的《管理会计》于1990年4月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修订版基本上反映了西方80年代管理会计的发展水平和余先生的科研成果。现在，余先生又主持编写了力求反映西方90年代管理会计发展水平的《管理会计》一书。现代管理会计作为一门新兴的将现代化管理与会计融为一体的综合性交叉学科，半个多世纪以来特别是80年代后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而适应当代高科技的蓬勃发展和生产组织的重大变革（传统的大批量生产方式逐步为专门化的“弹性制造系统（FMS）”所取代）及由此而导致新的生产管理形式——“以作业为基础的管理（ABM）”的诞生，又使现代管理会计面临新的重大突破。这是余先生主持编写的力求反映西方90年代管理会计高水平的《管理会计》编写的一个新的起点。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的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与国际大市场的衔接与贯通，标志着我国经济的市场化、国际化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与此相适应，会计作为“商业活动的语言”，也必然趋向国际化。而会计领域在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基础上通过长期实践形成、至今仍为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原理、方法、形式，反映了市场经济一般的共同性、规律性的东西，可视为人类社会共同的文明财富。据此，1994年版的《管理会计》力求进一步消化、吸收当代国内外相关领域最新的进展和成就，实现继承与创新、现实适用性与理论超前性（长效性）的统一。

    编写一本既适用会计学专业本科教学又适用会计学研究生教学的《管理会计》教材是余先生多年夙愿。为了实现这个夙愿，余先生主编了“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管理会计学》。该书是全国会计领域三本“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之一。该书除了系统地论述基础性管理会计外，还着重探讨了反映管理会计最新发展及其2l世纪发展趋势的许多重要学科前沿课题。全书“内容丰富、气势磅礴”：“起点高、视野广”：“追踪管理会计发展前沿，具有较大的开拓性和探索性”：“立足现实、展望未来，继承与发展相结合”：“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教材与专著的统一”。该书是“一部值得阅读和珍藏的跨世纪著作”。

    除此之外，余教授还出版了配套教材《管理会计学习指南》（主编）、自学考试教材《管理会计》、干部培训教材《现代管理会计学》（第一主编）和学术专著《会计理论与现代管理会计研究》、《国际管理会计》等等适用各个层次的管理会计教材。

    余先生不仅重视管理会计的教材建设，而且还重视企业理财学的教材建设。为了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创建及其发展的客观需要，余教授主编的《企业理财学》一书，从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金融市场在市场体系中居主导地位这一大环境出发，来认识、分析现代企业理财中的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因而能较彻底地摆脱我国多年来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传统的理论观念的束缚，而从较高层次上获得较深入的新认识；特别是该书对现代财务领域的前沿——4位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马科维兹、夏普、米勒和莫迪格莱尼提出并得到不断发展的“投资组合理论”、“资本资产定价理论”、“套利定价理论”和“总价值理论”等作了较全面、系统的概括和评述，使之能较好地体现当代世界财务领域的最新发展和主要学术成就。

    作为一名著名的会计教育家，余先生虽然年近八十，但是，仍坚持在教学第一线，为包括本科生、进修教师、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在内的各种层次的班级和学生上课。余先生的教学特点是不管为哪个层次的班级和学生上课都认真备课，不断更新教学内容，材料新颖，着重阐述本学科国内外的最新发展动态和主要成就，融科学性、逻辑性于一体，深入浅出，并结合教学引导学生掌握启发式教学方法和创造性的研究方法，深受听课师生的赞扬和爱戴。

    早在1981年2月—7月，余先生为了推进管理会计这一门新兴的学科在中国的普及和发展，接受原教育部的委托在厦门大学举办由来自全国30多所高等财经院校的40几名讲师以上职称的教师组成的管理会计师资培训班并主讲“管理会计”这门新兴的课程，为我国培养了第一批管理会计师资队伍31982年到1983年中美合办的中国工业科技管理“大连培训中心”聘请余先生担任兼职教授并为企业高层领导干部和高层管理人员讲授《管理会计》这门课；之后，余教授又多次在厦门大学举办的“国际会计与国际税收”培训班讲授《管理会计》。余教授所做的这些工作对于管理会计在中国的普及、推广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些培训班的学生现在都已经成为我国管理会计领域的教学、科研和业务部门的骨干。

    余先生作为中国目前“现代管理会计”方向唯一的博士研究生导师，为了培养高层次的管理会计人才，在全国首次招收管理会计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目前，余先生已培养出经济学博士11名，目前在培博士研究生12名。为了表彰余先生对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所做的贡献，国务院于1991年批准他为终身享受政府津贴的有突出贡献的专家。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94年9月余先生招收了一名来自科威特的博士研究生，从而结束了我国会计学科只有留洋攻读“洋”博士学位，没有“洋”学生来华攻读中国博士学位的历史。该留学生本科毕业于科威特大学会计系，并在美国CAMPBELL大学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此次慕名前来厦门大学会计系攻读现代管理会计方向的博士学位，标志着余先生主持的“现代管理会计”博士点的教学、科研已达到国际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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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先生作为一位博士生导师，其教书育人的特点是“身教重于言教”。他特别侧重于道德品质和刻苦、扎实、严谨学风的培养，要求学生从严要求自己。余教授信奉“严字当头”，他认为只有严师才能出高徒。但作为一个教师，对人严，首先要对己严。因此，余教授在做人、治学、处世等方面，首先严以律己，对自己提出高标准、严要求。在对己严的基础上，余教授对学生提出“三严”要求：（1）政治思想上从严。要求学生加强道德品质的修养、自觉抵制和坚决反对社会上各种不正之风的能力；（2）学风上严管。对学风不正的种种表现，敢抓严管，使之树立良好的学习风尚；（3）对好的苗子各方面从严要求。余先生要求博士生，既要能横向比较，能和国外同层次的学位并驾齐驱，又要能运用所学到的先进理论与方法分析、研究、解决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现实问题。

    对于博士学位课的教学，余先生注重博、专、新，不单纯局限于知识传授，而侧重于创造性研究能力和科学方法论的培养。为此，学位课主要采用专题研讨的形式。根据理论、历史和现状相结合的原则，一门课程围绕一个专题，先由余先生作总体性的启发报告；然后，在学生认真钻研大量指定的中外文献的基础上，分成若干小专题，每次以一名学生的“中心发言”为基础，较深入地开展专题讨论，再由余先生作启发、引导和小结；课程结束时，由余先生作学术总结，每位学生则根据其基础、特长，就其对该课程学习中领会最深，拟在今后作较深入研究的方面撰写能体现自己独特见解的课程论文，作为评定学习成绩的重要依据。通过这种学习方式，较好地帮助学生开阔学术视野，掌握该学科发展的历史渊源、最新进展和主要成就，并从中锻炼提高学生的分析、研究能力。

    人生有限，事业无穷。余先生作为学术带头人，总是甘当“人梯”，善于为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开路”，不计名利得失；在余先生承担的各项科研项目和主编的各种教材和著作中，都有意识地吸收年轻教师和研究生参加，使他们从中得到锻炼和提高，加速了他们在学术上的成长。

    余先生一贯寓育人于教书之中，他经常强调做人与做学问的统一，强调要做好学问，首先必须做好一个“大写”的人！余先生一贯要求中青年同志认真学习并实践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教授提倡的“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治学精神，决不投机取巧，或做学术“风派”。余先生要求学生，特别是研究生，珍惜宝贵的时光，刻苦自励，开拓进取，把自己培养成为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堪当重任的跨世纪有用人才。如今，在余先生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下，他所培养的博士和硕士由于具有刻苦好学的精神、扎实、严谨的学风、广博的学识和较强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而深受社会各界的好评。他们大部分成为我国管理会计这个领域的科研、教学骨干，有的被破格提升教授、副教授，有的成为国家职能部门、大公司的业务骨干。

    成就卓著享誉海内外余先生的学术成就不仅在国内有较为广泛的影响，而且在国外学术界也十分引人注目。1983年与1984年，中美联合举办的中国工业科技管理“大连培训中心”曾聘请余先生担任兼职教授。从1985年以来，余先生应美国国家科学院“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伊利诺大学、纽约州立大学、美国会计学会和加拿大国际开发署等的邀请，先后10次出访美国，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宣读论文、进行合作研究等，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专业领域扩大了我国的国际影响。

    1985年，根据“美中高级学者交换计划”，余先生应美国国家科学院“美中学术交换委员会”的邀请，作为高级学者，前往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纽约州立大学、伊利诺大学和圣。克劳德州立大学进行学术访问和学术交流。每到一处，余先生都围绕“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中国管理会计的演变”为主题作专题报告，并开展一系列座谈、讨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1986年，应美国伊利诺大学“会计国际教育与研究中心”的邀请，余先生参加由该中心主持的以“远东会计与经济的新发展”为主题的“会计国际学术计论会”，并在会上宣读了题为《The General Character of Chinese and U.S. Management Accounting Style》的论文，受到高度评价。该文已被收入由该中心编辑的题为《Recent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Development in the Far East》的专题论文集，于1988年出版，并向全世界公开发行。

    1988年，余先生应邀参加上述所提到的“会计国际教育与研究中心”主办的以“变动中的国际金融市场对会计的影响”为主题的“会计国际学术讨论会”，并在会上宣读了题为《The Fund Market in China：Its Formation， Development， and Impact on Accounting》的论文，受到高度的评价。该文已被收入由该中心编辑的题为《Changing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s and Their Impact on Accounting》的专题论文集，于1992年出版，并向全世界公开发行。

    1989年根据中国——加拿大管理教育项目，应邀作为高级教授到加拿大达尔豪西大学进行为期半年的合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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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5楼发表于: 2009-01-15

1990年，余先生再次应邀参加由上述“会计国际教育与研究中心”主办的以“会计教育与实践国际化倾向”为主题的“会计国际学术讨论会”，并在会上宣读了题为《中国大学会计教育改革10年回顾》的论文。

    1992年，余先生应邀参加由“会计教育与研究国际学会”（IAAER）和“美国会计学会”（AAA）联合主办的“第七届会计教育国际大会”，并在会上宣读了题为《Reform of Economic Systems and University Accounting Education in China》的论文。该文已被收入美国会计学会编辑的题为《Accounting Education for the 2lst Century：The Global Challenges》的专题论文集，于1994年出版，并向全世界公开发行。

    1994年，为了纪念卢卡。帕乔利《算术、几何、比及比例概要》发表500周年，余先生发表了题为《帕乔利对复式簿记的历史性贡献为此后会计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中英文对照）的论文。该文已送往复式簿记的发源地——意大利参加全球性纪念卢卡。帕乔利《算术、几何、比及比例概要》发表500周年盛会展出。

    1994年底，余先生作为主请人与其指导的厦门大学管理会计研究方向的博士后研究学者、访问学者、博士和博士研究生，出席了“中国海峡两岸管理会计研讨会”。余先生在大会上作了题为《论当代管理会计面临新的重大突破》的专题报告，获得海峡两岸代表的高度评价。余教授此行向海峡两岸管理会计界展示了厦门大学管理会计研究在全国的主导地位及其整体研究实力和强大的后备力量。

    1995年11月7—20日，余先生作为高级学者应邀对日本的Kyushu大学、Sensu大学和Surugadai大学等作了题为《会计的变革与社会经济环境变化的依存性》的论文。

    1995年11月20—26日，余先生作为高级学者应邀对香港中文大学进行学术访问，并宣读了题为《1950—1990中国会计改革与发展简述》的论文。

    1996年6月，余先生作为三位主体报告人之一在香港会计公会主办的第八届会计学术年会全体会议上宣读了题为《中国会计面向21世纪的改革与发展》的论文。

    1997年10月，余先生应邀出席法国会计学会主办的在法国巴黎举行的国际会议教育与研究协会第8次世界大会，并宣读题为《On the Socio-cultural Analysis of Chinese Accoutancy‘s Transformation Over the Period 1950s-1990s And Its Prospective Developments Heading for the 21st Century》的论文。之后，余先生应邀对London Guildhall大学进行学术访问，并宣读了题为《文化对会计的影响》的论文。同时，余先生还应邀对英国Hull大学进行学术访问，并宣读了题为《简论孙子兵法在战略管理会计中的应用》的论文。

    余先生通过以上一系列国际交流活动，加强了校际间的国际学术联系，对扩大学术视野，掌握当代会计科学的最新进展和主要成就，有较大的帮助。目前，余先生已与美国、加拿大、日本、法国、英国、澳大利亚、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不少会计界同仁建立了固定的学术交流关系，为中国会计走向世界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余先生的学术成就得到国际上的肯定和重视。余先生荣获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研究生院“荣誉成员证书”（1985）；美国伊利诺大学“会计国际教育与研究中心”鉴于余先生“不平凡的学术生涯和对中国及世界的贡献”特聘请余先生担任国际权威性学术刊物《会计国际学刊》由美国、德国、瑞士、中国和日本等5个国家的5名著名会计学家组成的编辑政策部成员之一，并授予余先生“高成就证书”（1988）；美国名人传记学院（ABI）授予余先生：（1）“1990年杰出人士”称号和“纪念终生突出成就银质荣誉奖章”（1990.11）；（2）“成就的金色记录”金质奖章（1994.5）；（3）“体现当代成就的国际名人传”（1995.3）；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IBC）授予余先生“1992/93年度国际杰出人士”称号（1993.5）和“20世纪成就奖银质荣誉奖章”（1994.1）等荣誉。

    余先生的事迹和成就已被编入国内和英国、美国出版的许多权威性名人传记中，如我国编辑、出版的《中国当代名人录》、《中国当代名人大典》、《东方之子》、《中国社会科学家大辞典》（英文版）、《中国当代经济学家录》、《中国当代文化名人大辞典》；美国名人传记学院编辑、出版的《500位有重大影响的杰出人物》、《世界著名杰出人士录》和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编辑、出版的《世界有成就的杰出人士录》、《世界知识界名人传》等等。

    余先生虽然年过“古稀”，为了不辜负所处的伟大的时代，仍常以“发白未懈青云志”自励，积极追踪管理会计和企业理财、知识经济与现代化管理等学科发展的前沿，坚持不懈地进行开拓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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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白未懈青云志——记余绪缨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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